背景介绍：2015年11月6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王胜老师在BV伟德国际体育422会议室为BV伟德国际体育的师生们做了题为“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报告，本次报告是以王胜教授撰写的论文《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基于开放经济中国DSGE模型》为基础的。本篇简报报告这次讲座的内容。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不仅对金融结构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也极大推动了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变革。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发布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十二五规划》就明确了“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4年7月10日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央行想要让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这也再次印证了我国货币调控手段正在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货币政策工具从数量型为主到价格型为主的转变。但为了应对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拾数量型工具，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干预和调控经济。那么在我国，由于经济发达程度不高，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刚刚起步，因此货币政策操作仍然以数量型为主，但是这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是否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价格型工具取代数量型工具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些学者直接对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较深入的计量分析，有些学者则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来直接比较两种货币政策规则的优劣。但所有的上述研究几乎都忽视了汇率传递在国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仅有的相关文献也都是国外文献），而在对外开放日益深化的今天来考察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汇率传递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就引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关系。

本文拓展了Gali和Monacelli (2005)、Engel（2011）的开放模型，研究在生产者货币定价（简称PCP）和当地货币定价（简称LCP）这两种不同的汇率传递情况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本文又借鉴Engel（2014）的方法，通过二次线性近似把效应函数化简成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从而对福利进行分析。

最后得出结论有以下几点。在PCP情况下，价格型政策工具能比数量型政策工具更好地熨平经济波动；但是在LCP情况下，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则各有优劣。在LCP情况下，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消除外生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和波动。较低的汇率传递程度增加了中央银行调控宏观经济的难度和时间。在LCP情况下，由于名义汇率不再直接影响进口价格，价格机制的失效将进一步加大产出缺口的波动，所以来源于产出缺口的福利损失成为中央银行进行正常调控的主要目标。在面临外国生产率冲击和本国成本推动冲击时，数量型政策工具能对产出缺口有着更有效的调控，所以数量型政策工具就成为LCP情况下更好的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大的政策意义，并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针对我国汇率传递程度较低的具体国情，就需要我国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更侧重于对产出缺口的调整，从而把经济平稳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虽然我国货币政策工具逐渐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但是在一定时期内我国中央银行还是要兼顾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政策工具，在实施货币政策调控时还需要重点考察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整理人：林智、施淑珍